"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评价与影响因素 —— 基于四个省份十二个煤矿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四个省份十二个煤矿一线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 从个人、家庭、企业、工作四方面，探究了我国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利益、自我发展、 家庭责任、不和谐的家庭关系、考核标准、薪酬制度、企业文化、工作量、工作要求、工作环境对煤矿一线员工 过度劳动的产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支持对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的产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不同年龄、 不同工龄、不同收入的员工，过度劳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越大、工龄越长、收入越高的员工过劳程度更高。 总体上看，煤矿一线员工普遍存在过度劳动且较为严重。     

高校青年教师的情绪劳动会导致过劳吗？ ——中介及调节变量的检验

高校青年教师的情绪劳动是否会造成过劳,对个人健康、组织运行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探讨情绪劳动对过度劳动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验证情绪劳动是否通过职业紧张的中介作用对过度劳动产生影响,并检验组织支持感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劳动对职业紧张和过度劳动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紧张在情绪劳动与过度劳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情绪劳动因素之一的表层扮演与过度劳动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日常性: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实践取向

解决好我国社会工作在区域之间"不平衡"的发展问题,将是社会工作专业进一步参与提升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但当前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相关研究,为了突出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将文化本身从当地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成为研究的客体和对象,忽略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日常性",即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的绵延性和社会工作的结构性的矛盾与统一.从日常性出发,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应当遵循浸入而非介入、主体而非客体、理解而非解释、互构而非设计的实践取向.     

新时代“工会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再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为新 时代工运事业指明了方向。工会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可以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视角加以考察分析；工 会怎样坚持党的领导，则需要辩证地处理好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与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之间的关系，处理 好工会组织“公转”与“自转”的关系。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价值理念与运作过程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赋予必要前提、基本遵循与现实要求,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的功能结构主要包含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决策参与、凝聚共识。基于体系过程与结构功能分析以及主体角色与优势效能分析,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关键领域分别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更好纳入国家治理决策过程以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有效发挥国家治理共识凝聚功能。     

关于混合性党内法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混合性党内法规能不能作为概念存在?其与党政联合发文是什么关系?它因何"入"规?有没有必要"入"规?这些问题都与当前建立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协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推进依规治党等任务密切相关.基于对党政联合发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区分混合性党内法规和其他党政联合发文,把混合性党内法规纳入党内法规体系,并进一步规范其调整范围、制定实施、备案审查、清理等基本问题,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建设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基本条件.为此,还应当结合党内法规的形式和实质特征,合理控制党政联合制定混合性党内法规的数量,并明确混合性党内法规的边界,将其限定在党政机构统筹改革、党的直接管理、党政同责等领域.     

“独立工人”视角下共享经济就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共享经济中形成了"平台+履约人"的新就业模式,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就业群体——"独立工人"。"独立工人"与平台之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仅根据平台要求向客户提供劳务或服务。研究显示:我国共享经济从业人员以"独立工人"为主,吸纳的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等级较低、外地农业户籍的青壮年男性。在共享经济中有四至五成的从业人员属于专职"独立工人"。研究发现:选择从事兼职独立工作的群体有长期从业的倾向,而选择从事专职独立工作的群体则不希望继续从事独立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共享经济发展、保护"独立工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重新审视"独立工人"的法律身份入手,探索建立适合"独立工人"的"可携式福利"体系,尝试总结具有权威性的共享经济劳动标准,以推动该领域的劳动立法。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开发老年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与路径研究

在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和低生育率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给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中国老年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充分利用51-64岁年龄人口将会有效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实现二次人口红利。在分析当前中国老年劳动力市场潜力及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行延迟退休政策、鼓励老年人灵活就业、加强老年劳动力培训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等开发老年劳动力市场的路径。